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拥有很多宝贵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和记录这些技术经验的农业书籍。据著名农史专家王毓瑚先生统计,我国历史上只算论说生产理论和技术性质的专著就已接近五百种。但可惜的是,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对农书的关注远不及对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元曲直至明清小说戏剧的求索;研究与诠释农书的热情也远不及对于历代经学、史书、文学作品集注内容的追寻。就农书的研究也仅仅集中于对农书中的农业知识和技术或者文本校勘、注释等方面(1)(2),对其包含的丰富的有关农业生产技术以外的信息很少涉及。尤其是20世纪70、80年代之后,农书研究的脚步愈来愈慢,农书研究现状并不让人乐观。

实现上,这些农书不仅反映了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农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也反映了政府与士人对农业生产活动的高度重视,更揭示了著作当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表达了农书作者强烈的政治诉求和丰富的经济思想。关注农书、对农书进行多视角诠释对于澄清许多历史疑难都是很有价值的。

一、农书是农业经济发展史、技术进步史

我国农书很早便已产生,并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传承了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可以说农书就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史、技术进步史。

我国战国时即有许多篇章和段落专门讨论农业政策,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如《吕氏春秋》中《士容论》的四篇农业论文。到了汉代,农书已达10多种。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有标志中国农学进入成熟阶段的农书《齐民要术》出现。隋唐宋元时期,农学著作的种类和刊印数量更是空前增多,在近8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170多种。其中宋代农书107种(3);元代农书44种(表1)。明清时期,中国农书的种类和数量是历史上最多的,又因为离今天时间比较近,现存农书也最多。依王毓瑚先生的《中国农学书录》统计有329种(4)。这些农书的出现直接反映了我国几千年来农学知识和技术水平的积累、发展和交流状况。翻开任一农书,都会发现农书的内容不仅延续了前代农书的记载,而且在延续中有所发展,不少新的作物出现了,新的技术也出现了。

表1 《中国农业古籍目录》(5)收录的元代所著农业古籍综合性 时令占候农田水利大田作物园艺作物畜牧兽医 竹木茶 蚕桑 食品与加工救荒赈灾种艺必用 四时宜忌河防通议 种药疏 种蔬疏 田牧志 画竹谱 蚕政辑要饮食须知拯荒事略农桑辑要 田家五行志 河防记 种果疏 马经通玄方论 竹谱 饮膳正要救荒活民类要王祯农书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重订河防通议 打枣谱校正增补痊骥通玄论墨竹谱 馔史农桑衣食撮要 至正河防记 竹谱详录易牙遗意

种树书 治河图略 续竹谱云林堂饮食制度集山居四要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煮茶梦记 食物本草日用便览事类全集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安雅堂觥律居家必用事类全集 河源志 酒乘吴下田家志

如元代农书《农桑辑要》和《农桑衣食撮要》中阐述葡萄栽培技术的文字,便道出了葡萄栽培技术在元代得到长足发展的事实(6)。汉地葡萄栽培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7),唐朝时更有葡萄酒酿造技术传入的明确记载(8),但是到元朝建立之前葡萄栽植却始终未见普及开来。北魏《齐民要术》、唐代《四时纂要》、宋代《陈 农书》中都未见有对葡萄栽培的相关记载。一则葡萄用于鲜食,很难保存,客观上限制了葡萄栽培的发展。二则传入的葡萄酒酿造技术应该还未能被汉地匠人熟练掌握,从而影响了葡萄酒的酿制数量和葡萄栽培的普及。而元代时不仅有葡萄酒酿造技术的传入,还有葡萄酒酿造工匠的传入,这就使葡萄酒的大量酿造成为可能,为葡萄的销售开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促进了葡萄的生产和发展。据《元典章》记载:“大都酒使属于葡萄酒三十分取一,至元十年抽分酒户。”可以看出,元初北京已经有专业酿制葡萄酒的酒户,这些酒户已经在大量生产葡萄酒。世祖中统二年(1261)六月,“敕平阳路安邑县蒲萄酒自今毋贡”(9)。可见前山西安邑也一直大量生产葡萄酒,并且有一部分为进贡之用。成宗元贞二年(1296)三月,又有“罢太原、平阳路酿进蒲萄酒,其蒲萄园民恃为业者,皆还之”的命令颁布(10),此时不仅生产葡萄酒的地区已不限于平阳安邑,至少还有太原,而且出现了一批专营葡萄园的人员。葡萄渐次普及种植,以致“今日江南池馆里,万株联络水晶棚”(11)。随着葡萄种植的增多,葡萄酒的酿制作为一种产业而存在也就成为势所必然,葡萄栽培技术受到重视并得到总结,出现在农书中。因此,农书《农桑辑要》和《农桑衣食撮要》中对葡萄栽培技术的记述反映了元代葡萄种植技术的进步,反映了葡萄酒酿制成为元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