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各种研究很多，重要性毋庸赘言。虽然通识教育的理念、意义等人言人殊，但借用著名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的观点，均是以把学生培养成健全的个人和负责任的公民为旨趣，这是通识教育的终极关怀。

我国通识教育传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现代意义上的远晚于20世纪的西方，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国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如1986年钱伟长就指出“中小学教育的目标是对公民进行‘通识’教育”［1］，直到2016年第一次上升到国家层面，“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探索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可以说发展到今天，中国的通识教育依然是方兴未艾。

这里仅澄清两个误区：一是通识教育虽然由博雅教育（liberal Study）发展而来，但是并不等于后者，当今通识教育更强调知识结构的互补，博雅教育则侧重能力的培养；二是通识教育不等于人文教育，通识教育的外延更为广泛，不仅包括人文素质的培养，也涵盖科学诉求的补充。

科学技术史（科学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有别于一般的社会学、历史学，它融汇中西、古今、文理，是典型的交叉、综合学科，所以说科学史教育是天然的通识教育，“科学史能够满足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核心要求，是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核心课程”［2］。然而，虽然在20世纪就有人呼吁“高校文理科都应该开设科学史课程”［3］，但是仅有少数名校和拥有科学史学科的单位开设了科学史课程，且基本都为通识体系选修课。

通识教材自然是通识教育的基础课本，各种以通识教育标榜的教材不在少数，但是是否真正具有普遍价值，仍值得商榷。刘东认为，首先必须在中文世界里设计出既符合文化传统、又符合世界潮流的通识课程，而不能盲目 “西化”“中化”［4］。目前通识教材以人文教育为主，科学史相对缺席，早在2000年关增建就呼吁“关注科学史教材编著”［5］，到今天似乎起色仍不明显。

一、缘起

在学科性质上，农史归属于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农学史（农业科技史）的研究自然是科学史的代表门类和研究方向；在研究内容上，农史又并不局限于农业科技史，还包括农业经济史、农村社会史等，总之立足于“农”，以“三农”为主线全面梳理历史脉络。农史能够适应以通识教育为主题的人才培养，尤其中国以农立国，无论是过去、今天、未来，“大国小农”都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要挖掘中国的文化传统、要培养学生成为真正的“人”，中华农业文明在通识教育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不学农不能不知农，更不能轻农。

具体到农业大学，以农史为核心打造通识教育，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特色价值。笔者曾经呼吁：“作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我国传统农业文化的不少内容都符合当今农业大学自身的积累和特色，更有利于文化传播与文化影响。中国的农业大学想要跻身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就一定要重视我国传统农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是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农大的根本所在。”［6］目前中国二十余所农业大学尚无科学史或农史通识教材，这与各个农业大学力争建立 “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口号无疑是不相匹配的。

虽然不同层次、类型、地域的高校纷纷成立通识教育机构、设置通识课程体系，但是有科学史或农史传统的高校，做得还很不够。少数单位的确付出了努力，如2004年南京农业大学在全国高校中建立了首个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作为部分学科课外教育基地；2018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樊志民登上了央视“开讲吧”讲习农史，但是通识教材方面尚是空白；南京农业大学组织编写的《农业概论》专门有一章叙述 《中国农业发展简史》（翟虎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这显然不够。

以南京农业大学为例，不是没有进行过相关实践。全校必修课之一、使用同名教材的《现代生命科学导论》（陈铭德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该课程姑且可以认为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开设课程的初衷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必要的生命科学基础知识和认识人类自身，一些高校也确实作为通识教育选修。但问题在于：一是由于内容略有艰深、枯燥，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发展热点问题为视点介绍生命科学知识，忽视了人文教育，有理无文，不少同学如堕五里雾中，提不起学习兴趣；二是缺乏学校特色，该课程在全国并不罕见，遗憾的是虽然可以渗透科学史教育，任课教师却多无科学史素养；三是教材彩印，定价昂贵，考核方式依然是传统的死记硬背。类似课程还有必修课之二《网页设计与开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