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制中，“御史”作为官称起始很早。从语言演化的角度观察，用“御史”做官称，当源于政治制度最初形成时的职事划分。王国维《释史》一文认为：“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1］269王国维虽观察到殷商官名及职事与“史”的关系，却并未指明“史”作为职官的起源问题。“史为掌书之官”的说法，虽与《说文解字》“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属，皆从史”［2］65的解读相近，但与《甲骨文字诂林》所列各家之说相比，也只是众说之一。“史”字本义未必史官，但“史”为官称却必与“史”字本义相关。单据甲文构型不足确定“史”字本义，而据古文献的反推路径似也并不可靠。那么结合汉字创字原则，循人类思维一般规律，参照社会发展基本水平的推论或能显示某种新结论。

一、“史”字本义更近“侍从”的推论

解读“史”字自须从汉字构型入手，但仅凭字型的推论未必直达本义。就目前所见，殷商甲骨文字书写随意，文字尚处于发展时期。前辈学人虽有认为“史、事同字”，“古文字史、事、使不分”［3］2947，“殷周以前，史字原为事字”［4］338，或得出“‘史’之本义当为‘使’”，“其余均为假借引申之义”的结论，并区分了“史”、“事”、“使”同形互用的情况，但有关说明仍有不足。从“史”、“事”、“使”三字，甲文中同形互用，尚未明显以字型区分用途来看，文字还处于初义使用阶段。这与多义字不同，原因是三字后来都分别发展了字型。从三字的特性来分析，“史”和“使”都有具象对应，唯独“事”则是对具象的抽象和概括。从人类认知由具象概括到抽象发展的一般规律推断，“事”当在具象的“史”、“使”之后出现，王贵民“事”在“史”前为本义的结论恐非正解。“事”的出现尚须一定概括需求，这更符合文书用语的特征，可能出现于书面语发展的一定时期。

卜辞中另外还存在用“吏”为“事”、为“使”的情况，而“吏”与“史”在构型上只在所执“中”字头上的分叉有差异，似可判断“吏”为“史”字加笔后的衍生字，或许用为区分职事，体现了职官化走向。殷商之时受日常对文书需要和书写工具的限制，书面用语中体现高级思维的抽象用语并不常见，表概括的“事”字或使用场景不多，或表义主要与“史”的活动相关而自然使用“史”字。可见，此时的人类实践活动尚无独创一字表义的需要。若“事”在此时只是对“史”活动的概括，那么“史”很可能是一个拥有广泛职责的办事群体。要确定这一点，尚需明确殷商时期的书面语水平和政治活动的基本状态。

《尚书》中虽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5］的记载，但不能据此便认为商朝人已经利用简牍书写。董作宾认为甲文“册”字，“最初所象之形非简非札实为龟板”［3］2962。这一点也得到于省吾的支持：“据出土战国秦汉简册，皆有长有短。但成编之册皆等长。长短不一之册，无法编列。商代册制目前仅见龟骨，尚未发现简牍”［3］2963。另外，商代用“册”主要在仪式方面，无论“册祝”、“符命”还是“称册”，均与国家大事相关，或册告天下或祈禳等仪礼，与普通文书活动不同，不会产生大量书写的需要。即便大量存在的甲骨卜辞，从书写角度也多为指称性单字的使用，罕有概括性、抽象性字词的出现和需求，而大量甲骨龟板的保存很可能只是占卜仪式的一个环节，并非有意识的保存文献活动，事后重新翻阅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尚未利用简牍作为书写工具，由于受书写条件与文书需求的局限，殷商时书面语发展在抽象、概括方面的水平可能很有限。“史”、“事”、“使”三字在殷商时仍处于同形互用，或正说明了语言发展的这一局面。

从“史”、“事”、“使”及“吏”同源这一点来看，“事”显然是对“史”、“使”及“吏”活动的概括和抽象。“史”在甲文中的用义并不明确，这也是前辈学人解读出现歧义的原因所在。究其原在于前人解读甲文“史”字，均从创字对应具体活动的思路出发所致。甲文“史”字所对应的恐非某人从事某项活动，而是某个与王事相关人群的随时听命状态。从“史”字在多种活动中出现的情况判断，居于这种地位人群的职责并不固定且与王的关系紧密，也许只有“侍从”才会具有这种特征。中国文字创制时期也是国家制度形成时代，即便殷商时代王事或也还不复杂，随王伴驾，可能主要由大量随时待命的“侍从”承担，而非职司专责的职官。在后来发展起来的职官制度中，事务类官员或主要由“侍从”群体发展而来。这也便是王国维据古文献而得出“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判断的主要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