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事业史意义上的“史”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的历史，而是具有“变化”、“演进”的涵义。就此而言，现有档案事业史研究成果，大多不能满足人们的学术期待。本文聚焦于先秦，重点分析官府档案事业的历史演化过程及其谱系变革的动态特征。

从字源本义来看，称之为“官府”的古代政府就是收藏文献、财物之所。《礼记·曲礼下》“在官言官，在府言府”，郑注：“官谓版图文书之处，府谓宝藏货贿之处也。”《说文·府》“文书藏也”，段注：“文书所藏之处曰府。”这里，无论是郑玄以“官”为藏书之所，还是许慎、段玉裁以“府”为藏书之所，可以肯定，藏书是古代“官府”的重要特征，也是政府建制的重要内容。而“书”与“史”有关。“史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1］269，是文献生产、保存、整理和利用的主体。然而，“事”才是“史”的字源本义。《说文》云：“史，事君者。”由“事”又分化出“使”、“士”、“吏”诸字。许兆昌指出，“史”、“吏”、“使”和“事”是同一个字［2］6。事实上，“士”也与“吏”、“使”和“事”诸字一样，与“史”字古韵同在之部，意义近同，实为同源。所以，《说文》曰：“士，事也。”从施事者的角度说，是帝王指“使”，从受事者的角度说，是庶官从“事”，并根据所从之“事”内容的不同而为“史”、为“吏”或为“士”，相应地生产、保存、整理和利用不同的文献，成为分析先秦官府档案事业发生发展及其演化规律的一个重要视角。

一、殷商“贞人”及其所掌甲骨卜辞

“中国的官方藏书早在夏代便已经出现了”［3］5，但存留于今的最早藏书实物仍以殷墟窖藏甲骨为最早。《礼记·表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商之史及其所掌甲骨卜辞正是为“尊神”、“事神”、“先鬼”的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服务的。

“贞人是甲骨档案的形成者”和“专门经管官员”［4］30。“贞人”也被称为“史”、“御史”、“大史”、“乍册”或“作册”。王国维认为，“乍册”或“作册”即“内史”［5］266。作为“史”的贞人，其最大特点是“亦史亦巫”。《礼记·礼运》言及“王前巫而后史”。杨向奎说：“史之源流，乃：神、巫、史相传。由神而巫，由巫而史。”［6］22贞人“用祭祀仪式沟通神界，用占卜的方法传达神的语言”，具有“巫”的本性；“将人的愿望和人的行为记载下来，映证神的旨意并传之后世”，具有“史”的性质［7］29。

“亦史亦巫”的贞人从事甲骨文献的记录、保存工作，占卜和祭祀是甲骨文献的两大重要内容，也是贞人掌握的两大主要知识类型。其目的主要有二：第一，在现实层面上为王权运作提供智力支持。“卜辞可以视作政事的决定记录”［8］46，而对数量超过10万的甲骨文献的集藏，就是保存对当下行政施政仍有借鉴意义的文本，本质上则是要保存“来自于已逝去了的祖先的智慧”［9］76。第二，在观念层面上为王权的合法性提供文本依据。殷墟甲骨的庋藏之所主要在宗庙，这既是对神的笃信，也是对文字记录神圣性的宣示。并且，“商王室各代的刻辞甲骨按时代分开储藏”，“当代卜辞单独存放”，“同代卜辞放在一块”［10］58。由此体现出的时间维度上的秩序性，不仅意味着甲骨本身的排列秩序，还意味着每一任商王都强调自己是王室血脉中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甲骨卜辞之间的代际关系，既是生物性的血脉传承，也是文化和智慧的合法延续。换言之，根据代际关系排列，在为海量卜辞提供检索便利的同时，也实现了王室的血脉凝聚和文化认同，具有深层的政治动机。

综上，殷墟窖藏甲骨的管理者是“亦史亦巫”的贞人，管理的对象是甲骨卜辞，庋藏之所是宗庙。其目的在于，从“史”的现实性和“巫”的观念性两个角度对王权运作提供信息保障和信仰支持，反映了为之服务的殷商王权政治的“尊神”色彩。

二、西周春秋之“史”及其所掌礼典

《礼记·表记》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在殷周易代过程中，周人认识到内在化、道德化的“德”的重要性，并制定了一套“礼乐”制度，“礼乐”也成了西周时期的普世化价值。诚如侯外庐指出：“由于周人的政治宗教化，在思想意识上便产生了‘礼’，‘礼’是一种特别的政权形式。”［11］78西周春秋时期之“尊礼”，是由殷商贞人的“神文主义”向战国以降重“法”的“人文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西周之“史”及其所掌文献内容的变化也反映在文献的庋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