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农业产出水平明显提升，农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改善，西部地区农业生产要素在技术效率、规模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均得到了较大提升(郑循刚，2010)。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有效推行下，农业机械化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田间式的农业机械化管理模式有效盘活了整个农业生产要素，而农业生产活动整个链条的关键点均离不开农民收入这个核心要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林毅夫，2004)，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落脚点(许广月，2011)，农民收入的增加有赖于农业经济发展。随着农业发展阶段的推进，农业生产趋向更优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离不开农民收入的支撑，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受到农业生产要素结构和配置方式的制约，而农业生产要素结构和配置方式又会受到农民收入的影响。农民收入与农业投入产出存在联动效应，农民收入可以影响农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行为，充裕的农民收入能够有效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周期长、投资量大、风险大等天然难题，农民收入通过有效匹配农业物质生产要素确保农业经济发展步入帕累托改进轨道。同时，农民对农业收入增加的需求也会有效驱动农业投入产出的自发组织效率。因此，从计量模型角度，研究农民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弹性存在怎样的传导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纵观农民收入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我们看到几乎均为如何通过推进农业发展来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的研究成果，而关于农民收入对农业发展传导效应的研究文献较少。经过梳理归类，关于农业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的研究基本上从如下两个视角展开:一是农民收入对农业生产的直接传递效应。李建军和王德祥(2010)通过动态计量模型研究认为，在长期农民收入存在农业生产弹性，且弹性为1，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农民收入的提高对农业发展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何剑和崔钰雪(2005)通过建立联立方程计量模型研究发现，农民收入对农业投资具有决定性作用，农民收入通过影响农业投资有力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喻平(2003)研究认为，增加农民收入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指出农民增收是发展农业经济的基础;卢圣泉和朱建堂(2009)通过研究分析认为，农民收入增速减缓不利于农业经济发展，只有农民收入增加才能有效促进农业发展;王性玉和田建强(2010)从农户资源禀赋角度出发，研究指出农户收入通过来自于农户信贷配给的影响对农业产出发生效应;高云峰和王子健(2012)研究认为农业信贷和农民收入的协同作用是提高农业产出的关键。二是将农民收入作为门限变量研究农民收入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张宇青和周应恒(2014)通过设置农民纯收入为门限变量，利用江苏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业物质要素投入产出弹性的影响显著，而且农民人均纯收入跨过门限值后农业物质要素投入产出弹性明显提升。

从以上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农民收入确实对农业经济增长有较大影响，较高的农民收入会推进农业经济发展。然而，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把农民收入和农业经济两个整体进行单独分析，没有析出农业经济具体那些因素受到农民收入的影响，计量分析也比较笼统;二是研究对象更多是全国范围或者是沿海发达地区，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的计量分析不多，对于西部民族地区农民收入与农业经济相互关系的研究，更多是一些评述性、政策性的文章。因此，我们研究的路径不能仅仅从农业发展促进农民收入这个单向度视角出发，还应该从农民收入的视角出发，研究农民收入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产出存在怎样的传导效应。为了探究西部民族地区农民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的冲击作用，本文以新疆地区为例，以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作为门限变量，构建4 个单门槛效应估计模型，细致探析农民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弹性的影响效果，深入探讨农牧民纯收入对西部民族地区农业产出的传导效应，进而提出有益的政策启示，以破解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难题。

二、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1.门限变量的选取

根据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农民收入对农业物质要素投入量确实存在显著影响。农民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在技术层面影响到农业物质要素组合结构。农民收入增加使得农民投入更多之前缺乏的农业要素资源，改变原有不合理的农业要素资源数量搭配，使农业要素资源配置在结构上更加合理，进而增加农业产出。二是农民收入在组织层面影响到农业要素资源配置方式。农民收入增加会促进农民的农业技能、管理方式等的提升，使得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现代农民作为管理者能够升级资源配置方式，甚至可以创新资源配置方式，进而增加农业产出。因此，本研究选取农民纯收入作为门限变量，通过估计门限值(即农民收入影响农业投入产出关系的拐点)来刻画农民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弹性的影响，以探寻农民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的传导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