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也出于世界较低水平，决定了我国在农业发展中要积极创造有利因素提高单位面积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和效益。在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的背景下，农业升级发展离不开优质农作物品种应用。农作物优良品种除可以依靠本国农业科技人员改良和培育外，还可以通过域外引进获得。当然，域外引进的农作物品种虽在选育时便充分考虑到其是否适应我国气候和生态条件等因素，但即便如此，当一种域外农作物品种被引进后也一般需要经过本国农业科技人员的选育、试种和定型后再进行大面积推广。因而，在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中，应当坚持域外新品种引进和国内本土化选育相结合的原则，同时还要积极吸取我国农作物选育和引进的历史经验。历史上，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现了几次引进域外农作物品种的高潮。对此，我国应当在新时代的域外农作物品种引进中积极吸取经验，并在分析当前农作物品种引进和选育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完善的农作物品种引进、选育和推广机制推进我国的农业升级发展中优良品种的应用工作。

鉴于此，本文在梳理我国农作物引进历史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农作物品种选育和引进中存在的问题，并在充分吸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本着科学原则探讨我国农作物品种选育和引进机制的优化路径。

一、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农作物品种引进的几次历史高潮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曾经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诸多突出贡献，如“四大发明”都是深刻影响人类文明并对人类历史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伟大发明。中国的古代文明是建立在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之上，因而西方有很多学者将中国古代文明称为“农耕文明”或“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在人类农业发展史上，中华先人在农作物品种培育、农业工具创造和农业管理方式上曾经创造过数不清的第一，如我国是最早种植水稻、茶叶和进行养蚕缫丝的国家等。但是，我们必须客观承认，中国古代农业经济之所以长期领先世界，除了中华先民的辛勤劳作和农业科技积累外，也与域外众多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存在密切关系。实际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从既有的考虑发现来看很难说清具体开始于何时，但历史上随着几次中外文化交流高潮的出现，域外农作物品种的选育和引进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稍微具备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历史上我国大规模引进域外农作物品种大体上出现了三次高潮。

（一）张骞凿空西域后西域农作物品种的引进

自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到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名“凿空”西域后，包括西亚、地中海沿岸以及印度等西域以及西域更西的亚欧大陆腹地原产众多农作物品种开始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其中主要包括胡萝卜、番茄、黄瓜、菠菜、芹菜、茄子、石榴以及葡萄等。历史上，我国自西域以及西域以西亚欧大陆腹地所引进的农作物品种主要以蔬菜和果树类为主，而粮食作物品种却相对较少。当然，张骞凿空西域后，在唐代以前，“陆上丝绸之路”虽偶尔因中国政局动荡或沿途国家的政治、军事和民族冲突等因素而中断，但整体上得到延续，并在汉代和唐代出现了两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峰。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农作物品种虽以蔬菜和果树为主，但其中小麦的输入却对我国的粮食种植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秦汉以前，我国并无小麦，北方粮食以粟和黍为主。汉代后，小麦沿着丝绸之路自西域传入，并在唐宋后成为我国北方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二）明朝中期后美洲农作物经由海路的引入

中国古代，域外农作物品种的引入主要经由“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宋代以来，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相对衰落，“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并成为我国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一些来自海路沿线的农作物品种也陆续传入我国，如五代宋初，原产越南的占城稻传入中国，极大提高了我国水稻的品质和单位面积产量。尤其是1492年后，随着哥伦布等发现美洲并开启全球远航，地理大发现进一步推动者农作物品种在新旧大陆之间的交流。明朝中期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早期西方殖民势力不断袭扰我国东南沿海，并经由其手将原产美洲的玉米、番薯、马铃薯、烟草和南瓜等农作物品种引入我国，极大优化了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的品种结构。［1］玉米、番薯和马铃薯不仅产量高，而且适应性非常强，既适合在温暖湿润的平原地区种植，也适合在海拔较高、温度偏低、水分较少的山区生长，而我国恰恰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三种农作物的引入不仅使得过去水稻和小麦等细粮难以适合生长的山区坡地成为膏腴，而且带来了粮食产量和人口的大幅增加。